母亲离开我们三十年了,我却一刻也不能忘却冬夜灯光下她缝制衣裳的身影,忘不了她从集市带回的香甜烧饼,忘不了生病时她心疼的样子,忘不了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她的喜极而泣……我有一个痛彻心扉的心结,哪怕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想再见上母亲一面。

　　分管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一年,我见过各式各样的母亲。那些罪错、受害孩子母亲的苦痛和泪水是未检人日常的面对,已泛不起多大的涟漪。倒是在刑事办案之外,我对“母亲”这个词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1. 

　　打开办案系统,我关注到近几年智障女童被侵害案件时有发生;实地走访调研,催生了一份《智障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情况》调查报告。黄海岸边,一个被誉为“鹤乡”的地方,由党委政府支持、检察院发起、十多家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无数志愿者参与的智障未成年人保护“阳光工程”正在进行中。 

　　在我亲历的近三十次入户回访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来自贵州的母亲。十多年前她和丈夫在外打工相识,因为要陪护重度脑瘫的儿子,她选择留守在家。 

　　她的儿子小南虽睁着一双大眼睛却看不见我们的示意,也听不到我们的招呼。可是当他的妈妈倒好温开水,还未走近他的身边,他却敏锐地转过头,站起来靠近他的妈妈,母子间亲昵的互动深深地叩动了我们的心弦。这个外来的女子,一定是历经无数次失败的尝试,才于绝望的迷雾中觅得一线希望之光吧。 

　　在电脑上敲打关于母亲的文字,无意间抬头看见办公桌上有一张干警随手拍下的回访现场照片。那个叫秀兰的智障母亲,一听我提及她的女儿就忍不住“嗷嗷”哭泣的样子被定格在去年冬天。在断断续续的对话中,我听懂了一个母亲的心。她哭,是因为看着重度智障的女儿不能和别的孩子一样上学,她心里着急;她哭,是因为她深爱着女儿却无能为力。

 

　　2. 

　　去年11月,我在接到法院提供的监护权纠纷线索后带队去临海镇开展前期调查。起因于一笔大额死亡赔偿金监管权争夺的母子亲情撕裂令我百味杂陈。

　　那个叫梅的母亲,在孩子八岁时因为“红杏出墙”与丈夫离异,嫁给了“第三者”。此后的五年,她只去学校看过儿子两次,总共给过200元钱。她的儿子小强在父亲去外地打工后与祖父相依为命,有时到大伯家小住,受到伯父伯母的善待。

　　2020年4月,小强的父亲工伤去世,单位赔偿了100多万元。梅闻讯回到儿子身边,以小强名义要求分割赔偿金未果,将小强的爷爷和姐姐诉至法院。小强的爷爷因为顾虑孙子的钱交给梅这样的母亲管理没有安全感,向律师求援。律师征求小强的意见,小强说他不想跟妈妈一起生活,他的钱不要妈妈管。 

　　支持起诉剥夺一个母亲的监护权非同小可,我们必须周密审慎地开展工作。从下午两点多到晚上八点,我对接银行、镇村、公证处寻求在不涉及监护权变更的情形下保障被监护人资金安全的路径,我试图说服梅作出一个承诺,保证在孩子成年之前不动用那笔资金。然而,梅不但要求给小强更多的份额,还说钱的事要由她老公做主,她无法保证不动用那笔钱。而小强,始终不愿坐在母亲的身边,说他只相信自己的大伯和爷爷。 

　　主持了两场调解,说得我口干舌燥,我意图修复母子亲情的痴心终究错付了。 

 

　　3. 

　　近期关注吴谢宇弑亲案,在网上搜索“陪读妈妈”“弑亲血案”。网页上居然跳出这样的令人惊心的标题《191天6起弑亲案:9死1伤6位母亲2位父亲,母亲为啥成孩子弑杀的“重灾区”》,打开文档,是一串串冰冷的案件:2020年2月24日眉山东坡13岁的儿子砍死相依为命7年的36岁单亲妈妈;2020年3月10日厦门湖里一15岁中学生因家庭矛盾持刀砍死母亲;2020年5月23日,山东一45岁女律师被15岁女儿用绳子勒死;2020年8月4日广西民大一女教授及其丈夫被从英国留学的儿子杀害…… 

　　可怕的是,这样的案子从未间断过:2018年12月2日湖南沅江12岁男孩吴某康连砍20多刀将其34岁的生母杀死于家中;2018年12月31日湖南衡南13岁男孩罗某用铁锤杀害自己的父母;2019年3月16日江苏建湖13岁男孩在家中杀死亲生母亲…… 

　　而年前刚刚发生的邻县17岁儿子与“陪读妈妈”发生争执致其死亡的案件,再一次冲击着人们对传统母子亲情的认知。案例中的母子亲情为何异化到如此地步?我们该如何做才能从令人窒息的亲子深渊中突围? 

　　参与“阳光工程”走访,我感动于智障母亲的舐犊情深;办理监护权变更案件,我看见“母亲”这个词的另一面;开展“陪读妈妈”调研,透过母亲的牺牲奉献,我探究着亲子冲突甚至发生恶性案件的根源和突围路径。

　　晚归的路上,我轻轻吟诵着洛夫的诗句:“母亲卑微如青苔/庄严如晨曦/柔如江南的水声/坚如千年的寒玉/举目时/她是皓皓明月/垂首时/她是莽莽大地……” 

　　我也是一个母亲,哪怕天地变色沧海桑田,我也不愿失去对人间至纯亲情的笃信。我要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我们的“陪读妈妈关爱工程”,我要倾尽全力去融化阻隔母子亲情的坚冰……